丁欣如、刘季春：翻译教学的“观念建构”模式——刘季春教授访谈录
本次访谈于2019年3月16日上午进行。访谈者依照约定，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简称“广外”)北校区高级翻译学院教师办公室对刘季春教授进行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围绕译者生涯、翻译教学心得、翻译教学理念展开。
丁欣如：刘老师，谢谢您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的访谈目的是希望了解和学习翻译教授在翻译教学中的心得体会，想邀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宝贵经验。首先请问，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翻译的?
刘季春：应该是在大学。但讲实话，大学时上的翻译课没有给我留下多少印象。倒是当时的另外一门课“英国散文选读”，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时，我们那门课的老师非常有意思，他上完课之后，会将他自己翻译的那些散文念给我们听。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先自己翻译好，等到最后几分钟他念自己译文的时候，便仔细对照。当时的感受是:老师怎么能译得那么好!
丁欣如：您当时是怎么想到要先把它翻译一下的呢?
刘季春：就是因为老师的译文很美!所以好的老师往往会激发学生的兴趣。当然，我对翻译感兴趣还有其他原因。我本身对语言文字比较敏感。在中学的时候，和其他科目相比，我的语文成绩也是最好的。于是就和翻译产生了联系，因为翻译需要语言功底。读研究生的时候，我读的是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广州外国语学院(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王牌专业，但我自学看的翻译类书，比现在念翻译专业的学生看的书还多得多，因为那是我的兴趣所在。
丁欣如：所以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刘老师，那您自己翻译实践的一些经历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刘季春：翻译实践的经历，到今天为止，我也并没有出版多少本译著。但是，我在广州这个地方，又因为我是翻译老师，所以有好多人找我做翻译，都是社会上的实用性质的文字。从内心讲，我更喜欢的是文学。我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教学、实践和理论结合在一起，和其他老师轨迹不大一样。其他好多人是从纯理论入手的，虽然实践也会做，但可能没有结合到一起。而我是做好翻译，再拿到课堂上，然后写文章上升成理论，最后又反哺教学。所以我的研究方向集中在翻译教学、翻译教材两个方面。我认为实践多固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仅仅实践不思考是没有多少作用的。因此，我的教学思想在后来发生了转变，也体现在我出版的教材《基础笔译》里。
简单地说，我的思想就是反对“唯实践论”。我并不是反对实践，而是反对唯实践。因此，在后来的教学过程中，我提倡观念建构。我给学生传授正确的翻译观，这比纯粹的实践更有益，也就是“授人以渔”与“授人以鱼”的区别。有很多人做了很多实践，但最终水平并不高，那是因为他没有思考，没有正确的翻译观，还会养成一些不好的翻译习惯。社会上还有很多人认为，做翻译就只是学了外语，拿本词典，对应着翻译就可以了。对自己要求不严不高，外行人不懂也就糊弄过去了。学校的翻译实践量非常有限，仅仅依靠学校翻译教学的实践量，是远远不够的。我也讲过，学校教育的潜台词就是“借鉴别人的经验”。这体现在学生需要老师来教，而不只是自学。
丁欣如：所以在您的教学中，您认为教授学生翻译观比让他们一味地实践要重要得多。之前您在文章当中也提过“有怎样的翻译观就有怎样的翻译”，那您的翻译观是什么?
刘季春：就我自己而言，翻译观的形成不是瞬间的，而是慢慢培养起来的。我在教学的时候批改学生的作业，我的一些想法来自学生的反馈，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独特的翻译观。看书也是，看了很多书，未必有用。看书一定要看到和自己有“心灵感应”的书，才能对自己产生影响。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曾经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读书不是读书，是读你自己。就是说，读的书要能在自己的经验中得到印证、产生共鸣，学的知识才真正有用。对我的翻译观影响很大的有两位前辈。一位是许渊冲教授。我读着他的理论，心里就想，他为什么把这话说在我前面，我才是应该说这话的人。虽然他的很多观点很多人都不认同，但我却与他心有灵犀。比如说，他的“发挥译文语言优势”的观点受到了很多人的批评。他的“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的提法，也受到很多人的质疑。但我却感觉好得很!二十多年前我在英国访学的时候，我发现外国的那些翻译理论真正触动我的并不多。只有一本书让我眼睛一亮，就是克里斯蒂安·诺德(Christiane Nord)的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 Functionalist Aproaches Explained(《目的性行为:析功能翻译理论》)(Routledge，1997)。我是国内最早接触这本书的学者之一。我认为许先生非常了不起!我对许先生说，很遗憾没能做他的学生。许先生对我说:“小刘，你读了我的书就是我的学生了。”他既然这样说，我也就等于拜师了。
另一位对我影响很大的是翁显良教授。他的话我都可以背诵。我在《基础笔译》里谈到“忠实”与“自由”的关系时，便特地引用了他的话。他说:“外国文学作品的汉译，其成败关键在于得作者之志，用汉语之长，求近似之效。不得作者之志，当然不可以自由;不可自由而自由，那是乱译。既得作者之志就不妨自由。可自由而不自由，一定会影响汉语优势的发挥，得不到应有的艺术效果。”①我想这观点很有意思，“得作者之志”，不就是翻译过程中的理解吗?“用汉语之长”，不就是翻译过程中的表达吗?“求近似之效”不就是我们的翻译目的吗?他就用汉语精练地概括了。我把许先生和翁先生的思想融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翻译观，并提出了“独立成篇”的翻译思想。我跟许师母说:“我给我的每一届学生都传播许先生的理论，我是继承许先生思想最多的人。我对他的思想是发自内心的喜欢。”
丁欣如：刘老师，您是1991年就开始教翻译的，这么多年来，您教的翻译课程主要有哪些?
刘季春：之前在广外商务英语学院，大多数情况，尤其是前期，教实用翻译的东西比较多。但是广外高级翻译学院成立之后，我的课都相对固定，一直在给本科生上“英汉翻译”和“汉英翻译”课，课程的名字虽然一直在变，但内容一样。我基本上就负责这两门课，每轮上一年。给研究生上的课程主要是“翻译的理论与实践”(后来改名为“基础笔译”)、“应用翻译”和“非文学翻译”。
丁欣如：您能否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完整一轮“英汉翻译”和“汉英翻译”课的教学设计?
刘季春：教学是在变化的。刚刚我说建构理论，这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我的教学观也是慢慢形成的。从最早上翻译课，到后面上翻译课，有个大的转变:以前我还是会讲一些翻译技巧，但是现在我基本上不讲翻译技巧了。我觉得翻译技巧是教不会的，这是我多年的经验。有些写翻译技巧的书讲得头头是道，虽然学生看完之后觉得蛮有道理，但最后自己并不会用那些技巧。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学生的语言能力不匹配。另外，我觉得有些翻译教材的作者纯粹是为技巧而技巧，按图索骥地找例子。为什么我提倡建构翻译观念?我觉得观念容易教。比如“目的论”，就是“目的决定方法”。这很容易理解。我觉得这个道理就是common sense(常识)。所以我现在上课经常跟同学讲，做好翻译，common sense是很重要的，很多理论也是来自common sense。我觉得要让你接受一个新的观念，并不难，因为那些观念，能流行是有道理的，它是从理智上说服你。我教你这个东西，你很快就接受了，当然你也可以不接受，它和语言能力没有多少关系。我写教材的时候遇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到底什么翻译观念才是核心翻译观念。不同的老师可能看法不同。除此以外，我还反对唯系统论。很多人认为教东西就要很系统地传授，我完全不同意这个说法。看一本书或者听一个讲座，只要有一个点能让我受到启发，就非常了不起了。我可以提出这么一个假说:其实人的知识建构是个“补缺倾向”。就是我做事情时，感觉少点什么，我就会想办法去弥补它。要是什么东西都要成系统，那么我们学什么都要从“abc”开始学起，我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时间。因此，我现在基本上是按一个个“翻译观念”来组织教学的。比如，我很赞同“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竞赛”“翻译是写作”和“独立成篇”等翻译观念。年轻时，有一次讲评翻译作业，有个同学的翻译很大地偏离了原文。当时，我讲评的时候说:“你要搞清楚，这是翻译，不是写作。”多年后我很后悔讲了这句话。因为我现在认识到，不会写作是不可能做好翻译的。这也是我思想上的一个大飞跃。我觉得年轻老师也可以通过这个步骤来建构他的翻译观。假如他把一个个翻译观念这样教授一遍，也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东西。当然，他的翻译观未必与我的翻译观完全相同。我觉得这很正常。这样世界才变得更多元、更丰富。如果每个人的想法一样，那世界还有什么意思呢?
丁欣如：您刚刚从教学观念的角度与我们分享了您的讲课思路。您在教材中也有提到，对于翻译教师上课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他自己特别有感悟的，像您刚刚说的，他喜欢的、认同的一些想法，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在课前，您觉得我们翻译教师应该为这样的课堂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
刘季春：当我坐在家里的书房，面对一墙的书时，我就在想，我这一辈子看的书也不少，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写了两本教材，然后文章也就十多篇，很少，我很感慨:要读那么多书，才能产出这么一点点内容。这和你刚才问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我有个很顽固的想法，我非常反感集体备课。我们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时间:我备第一课，你备第二课，他备第三课。上课的时候如果我备第一课，大家都用我的教案。这怎么能把课上好?我当时很不客气地说:“你们可以用我的，我不用你们的。”那么应该怎么备课呢?我觉得如果在头一个晚上或者头一个星期备了课再去上课，这不是好老师。这不是说他道德品质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他还够不上优秀老师的条件。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不懂合同翻译，我就在头一个星期借书来看，现学现卖。哪怕是很努力，效果都不可能好。我现在上课的最大特点就是即兴发挥，因此积淀是根本，临时的备课是远远不够的。我提出“观念建构”教学模式，这是一种范例教学法，即“典型观念+典型例子”。如果说我的课前准备，是大多数时间都花在寻找典型材料上，那例子不典型就没有说服力，教学就失败。实际上，我在找材料的时候就已经在思考上课的过程，而不是简单地写下上课的步骤。
丁欣如：您刚刚讲到备课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寻找合适的材料上，那您觉得在教学当中应该选什么样的材料，或者说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基本选材标准?
刘季春：我认为翻译是可以自学的。但是自学的最好方法就是观摩。教学中，我的选材不是基于单一的标准，而是按照以下四个标准之一去挑选:要么能反映翻译的某个观念，引人思考;要么能体现翻译艺术的魅力，让人向往;要么能颂扬人性的光辉，震人心魄;要么能传播某种价值或文化，启人心智。在国内的翻译教材当中，我是第一个打破翻译标准一元论思想的。我在翻译教材里不只讲“信、达、雅”，而是把许多翻译理念放在里面了。我后面的《基础笔译》也是在延续这个做法。
丁欣如：您之前提到过，近年来把教学的重点放在本科教学。您为什么这几年选择把重点放在本科教学?您觉得本科翻译教学跟研究生翻译教学的异同之处是什么?
刘季春：对本科教学而言，主要还是打基础，我觉得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本科是打基础的最佳时间，所以我把重点放在本科阶段的教学。但是本科生教学和研究生教学有什么区别?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给研究生上课，我也讲一些基础的东西，忠实与自由的关系我也讲。因为翻译观念很难区分出难易，它不像阅读课，语言有难有易。如果一定要把它区分出来，我会在本科生当中更侧重于“穿紧身衣”这样的训练。就好比体操项目，运动员必须完成规定动作，然后才是自选项目。这个方向不能相反，养成了坏习惯，一辈子都改不了。研究生教学上，尤其是在“实用翻译”和“非文学翻译”这两门课上，我讲的大多数是译写:教学生怎么编译新闻，教学生怎么修改原文。我会侧重翻译的功能方面。但是翻译观念不存在难易的问题，我怕学生会产生一个错觉，觉得翻译就是“穿紧身衣”，不能动一下，所以我在课程的后面阶段会提及翻译的功能观，告诉他们，以后做翻译，也是可以视情况修改原文的，是可以有自由的。以前我们传统的教学就只讲文学，不讲功能翻译观，这产生了很大的弊端。当然，本科课程和研究生课程在内容上也会交叉，因为研究生阶段，同学来自不同学校，他们可能以前就没有受过严格的训练，而且功底也不一样。我也会在我的《基础笔译》里为研究生课程选材料。据我了解，本科生好像觉得《基础笔译》稍微难了一点。不仅仅对学生难，甚至对教师都是要求高了一点，这需要以后再改进。
丁欣如：翻译教材很重要，您觉得它在翻译教学当中具体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刘季春：教材扮演一个什么角色，还得思考。为什么?打个比方，改革开放初期，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用的都是国家教育委员会统编的翻译教材。但是，后来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认为教材不要统编，为什么?很多人拿到教材基本上都不是按教材去讲，还是自己去找材料讲。教材等于是发给学生当一个参考。按道理，好的教材应该起到很好的作用。因此，还需要花大力气去研究教材的编写。
丁欣如：您在编写《基础笔译》这本书的时候，希望读者或者说看这本书的年轻教师怎样去使用您这本教材?
刘季春：我这个教学模式是一个非常创新的模式，有感悟的就讲，没有感悟的就不讲。所以我也不想用我的教材限制别人。但是我想给教材的使用者一个建议，就是可以按照翻译观模块去上课，你可以建立你自己的翻译观模块。我的教材只是给你一个启发:原来翻译课是可以这样来上的。
丁欣如：刘老师，您在《基础笔译》理念篇里提到翻译工作者的修养就好像是建造一个三层的金字塔，即语言兴趣、背景知识、翻译理论，外加经验。金字塔的地基是敬业精神。您能不能具体说说您在翻译教学中是如何培养学生这几方面素养的?
刘季春：我特别喜欢用attitude这个单词来指敬业精神，也就是态度。我刚才也讲到，要持有严谨的态度，养成良好的习惯。我每次讲评作业的时候，学生是非常专注的，因为我讲得非常细，分门别类地把问题都总结出来。我觉得这时老师要以身作则，培养这种严谨的态度。经验当然只有等以后学生到社会上才能慢慢获得。但是我这里对这个金字塔做一点补充。这个金字塔我原来是借鉴王宗炎教授的，我书上说了，王教授把它比作一栋房子的三层楼，即语言知识、背景知识、翻译理论知识。我现在把它修改为一个三层的金字塔。我还把“语言知识”修改为“语言兴趣”。比如，学生写一个句子，我改一个字，他就能感到句子意思有微妙的变化。他要有这种兴趣，他就能做好，他就会愿意去修改。如果他觉得这个那个都差不多，那我觉得他学翻译可能就入错了行，因为他对语言不敏感。另外，如果以后修订教材，我觉得还可以将“背景知识”改成“求知欲望”。吕叔湘先生曾讲，做翻译的人最好能成为杂家。翻译界也经常有一句口头禅，叫“to 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and everything of something”(通专兼备)。但是说来容易做来难。成为杂家，什么东西都会，你就不能专了。我觉得这个提法是有点问题的。就拿我自己来说，我知道的东西很有限，但是在很有限的方面中，我是有做得很精的。我除了自己擅长的方面，其他好多东西我是不懂的，但是我觉得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求知欲。这个比现成的知识更重要。求知欲，就是指你在翻译中遇到了问题，你会紧追不舍，一定要把它搞个水落石出，不轻言放弃。这也就是我讲的attitude，这是很重要的。理论这东西我把它放到金字塔的最顶端，它是起宏观作用的。但如果没有下面两层的基础，那是没有用处的。
丁欣如：谢谢刘老师。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您对我们年轻的翻译教师有什么寄语?我们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提高自己翻译教学的能力?
刘季春：就刚才讲到的金字塔所包含的三个方面，对于翻译教师来说也是这样的。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要让自己更快地成为一名合格的翻译老师，就要有意识地建构自己的翻译观，你可以自己搞一个个专题研究，几年之后，你自己脑子里有十个八个专题了，你这个翻译观就建立起来了。所以我觉得翻译“观念建构”模式，对年轻老师来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丁欣如：谢谢刘老师!
注释：①翁显良.意态由来画不成?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42.
作者简介
受访者简介
刘季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长年为本科生讲授“英汉翻译”“汉英翻译”课程，为研究生讲授“应用翻译”“翻译的理论与实践”等课程。研究领域为翻译教学和翻译教材。曾在翻译类期刊发表相关系列论文，提出了本科翻译教学的第三种模式—观念建构模式。编写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实用翻译教程》(修订版)(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高等学校翻译专业本科教材《基础笔译》(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5)。曾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第二届教学名师奖(2008)、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优秀教学特等奖(2013)、广东省南粤优秀教师(2018)等荣誉。
访谈者简介
丁欣如，浙江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化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口译教学、影视翻译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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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来源：原载肖维青、卢巧丹主编《译艺与译道——翻译名师访谈录》，第120-129页，推送已获编者授权，引用请以原书为准，转发请注明“浙大译学馆”以及文献来源。